——对话市人大代表、市中心医院院长申锦林

   【药价虚高、开特殊处方、收患者红包……这些是当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病理切片和最好佐证，医改和新医改，到底给老百姓的神经和钱包上了几把安全锁？本报今日对话市中心医院院长申锦林。作为资深的医院管理者、市人大代表和曾经直面患者的医生，他对衡阳市的医疗现状，到底有何见解？请看对话——】

    记者：作为市人大代表和曾经管理过多家医院的资深院长，您认为，在衡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多严重？

    申锦林：实话说，在衡阳看病不怎么难，因为医院有那么多家，既有公立医院又有民营医院，医疗资源很丰富，但是看病贵的问题倒是现实存在。

    记者：既然医疗资源丰富，竞争一定会很激烈，为什么还会有看病贵的问题出现？

    申锦林：首先是大环境的卫生体制、机制和卫生经费相对投入不足的问题，政府对公立医院每年会有一部分财政投入，但是并不多，大部分还是靠医院经营承担。如我院是一个百年老院，人员多、历史负担重，每年仅人头经费就需要6000万，但财政支持只有十分之一，还有基本建设及医疗设备添置、更新等国有资产增值都得靠医院合理经营想办法解决。加之衡阳医疗资源过剩，医院多，势必有无序竞争现象。另外就是药品的流通，药品从出厂到市面，价格翻了不知多少倍，这就叫药价虚高，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记者：很多市民不是说“看病贵”，而是更严重点的说法叫“看不起病”。

    申锦林：现在有了国家的新农合政策的实行，老百姓得了实惠，基层医院得到发展。但看病还是有一种典型状况就是“大病看不起，小病大看、乱看”。尤其是农村病人，得了小病，他们也喜欢乱投医，加之医疗信息不对称，容易被一些“缺德”的医生小病当成大病治，或者迷信某些大医院，最后因病致穷或因病返贫现象确实存在。如一个农村病人大病住院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除了能按农合规定报销一部分外，大部分得自己负责。农村靠种田能有多少积蓄？我曾在门诊看病时，有些病人说是靠卖谷子来看病，但当今卖一担谷子还买不了一瓶药，如果是住院，又需要卖多少谷子？家中一年又有多少谷子呢？这常常是我这个农民出身的医生心中挥之不去的困惑和情结。

    记者：您说衡阳的医疗资源丰富，到底有多丰富？

    申锦林：不仅是丰富，而是资源极度过剩。衡阳市区只有100多万人口，三级医院7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就有6家，为了扩大业务，病人被乡里送到县里，县里送到市里，各大医院竞相争夺资源。其次还有二级医院十多家，民营医院、个人诊所、私营药店更是林立，这些“庙”和“和尚”都得靠医疗经营来维持日常开支，有些还要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医药市场竞争“白热化”，抢病号、争病源、拉处方、多卖药等现象严重。

    记者：这样的市场瓜分会不会让医生群体也形成道德滑坡？比如收红包、拿回扣。

    申锦林：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因此，没有哪一个行业和商品这样受人关注。我要是说医院没有回扣和红包现象，那是假话，只有量的多少不同而已。这是医院被市场化后的结果，商业化侵蚀到了这个行业的各个角落，受不了诱惑的医生自然就忘了职业道德这码事。每个行业都要有职业道德，但医疗职业道德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因此公立医院不能市场化，药品不能商品化。当前，药价虚高已成行业公开秘密，其根本原因不在医院，是由于多方逐利造成药价虚高，但最终是在医院得以实现的。表面看是“以要养医”，而实际是“以药养中间流通领域”的模式大行其道。药品回扣是近十多年来医疗卫生行业的一大毒瘤，且愈演愈烈，已严重影响了当今一些白衣天使的医德，影响到了医院的形象，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这不是某一家医院能根治得了的。

    记者：您从医这么多年，亲身感受了医疗行业的多个时期，医生以前是什么形象？

    申锦林：我当了30年的医生，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医生是极受人尊敬的，但是近10多年来，也就是从90年代中期起，药品流通渠道成为市场化之后，即有“回扣”后，医生的“形象滑坡”愈演愈烈。当前，要想做一个好医生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你需要两面出击，一方面要抵抗世俗不良风气对自己的侵蚀；另一方面你要时时自省、自警、自强，这些都需要有坚强的信念和非凡的自律精神。这样做，你会失去本来会得到的很多好处和个人利益，你得像一个苦行僧一般独立潜行，无人叫好，无人喝彩，甚至被别人视为另类和怪物。尽管如此，你还得坚持，因为你是一个医生，一个肩负着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医生！医生绝不是一个可以发大财的职业，要想发大财的人最好不要学医，更不要当医生，也不可能当好医生。

    记者：照您这么说，医疗市场不应该被彻底“市场化”？

    申锦林：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运行，这是大方向，但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多点“计划”好，特别是公立医院。如药品就要按“计划”管好，不能逐利，毕竟病人和生命都不是产品。办医院和开药店，就要按“计划”规划好。所幸，随着医改深入，医院公益性凸显，希望医疗状况越来越好。

    记者：怎么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让医生重树形象呢？

    申锦林：这个怪圈由来已久，但是我要公正地说一句，大部分医生是好的，有时候负面的东西被过度放大了。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很辛苦，医生满负荷工作，护士上班时间都是一路小跑。如果医生、护士本来这个很神圣的行业被老百姓诟骂，那就很恐怖了！面对这些禁不住诱惑的医生，我们要注重管理，也要多些体贴，还要从源头抓起。如医学院校盲目扩招导致质量把关不够，医学生教育水准下降，医德教育意识淡薄。所以我常说，选一个好医生比选一个好干部难多了。我常对我们的医务人员说：“医院是不能‘冤魂野鬼’的，不能误死一人。”

    记者：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相比到底意味着什么？

    申锦林：意味着责任和公益性。公立医院应突出公益性，不能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要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社会责任，如对“三无”病人、应急救灾等是政府主办的公立医院应尽的责任。民营医院以逐利为主，不赚钱谁会办？除非是慈善机构。但民营医院要赚正当的钱，以优良的服务和精湛的医术去赚钱，不要像有些民营医院以虚假宣传去骗病人。

    记者：那公立医院怎样才能在医疗资源如此过剩的衡阳胜出呢？

    申锦林：我觉得要主打三张牌，一是服务优良，二是价格低廉，三是安全放心，在做好硬件准备的同时，“软件”更能赢得民心。其次是衡阳医疗资源必须重新洗牌，实行地方政府领导下区域性调整，将资源整合，建立区域性集团医院，避免无序性竞争，降低医疗成本，真正使老百姓看得起病，这也是医改的方向之一。

    记者：对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医院，例如要先签字交钱然后实施手术的医院，您怎么看？

    申锦林：作为有责任感的医院，赚了衡阳老百姓的钱，就应该无条件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危急重症，必须先救命为主，绝不能见死不救，这不管是哪家医院、哪个医生，这是天职！

    记者：作为市人大代表，您在每年的人大会议上针对您熟悉的医疗行业提出过哪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申锦林：我作代表，从来都是说些直话。每次调研，我都在思索为什么老百姓看不起病。只要到了医院，管你小病、大病就是一大堆药，这就叫过度医疗。而过别乡镇卫生院骗取村民农合资金的事情也不新鲜，所以农合报销的途径和比例也必须好好规范，“小病小管、大病多管”。我的建议是政府要适当加大财政投入，让公立医院少点经济压力，而且对所有的医院要好好监管起来，政府做的是管医院而不是办医院，特别要下大决心管好药品流通领域。医院自身要以突出“医德”管好医院，强化管理，维护好自身形象，我是决不容许医生“宰病人”让病人花“冤枉钱”的。而民众也要正确理解医院，毕竟治病不是像修理汽车。汽车进了修理厂，可以完好如新，但治疗疾病，医学仍然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及难题。这就必须理解现代医学的有限和无奈，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高风险性。人们不能把长命百岁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医院和医生。医生和病人是同一战壕里的朋友，疾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申锦林简介：男，湖南邵东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共衡阳第九届党代表，衡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历任衡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院长，现任衡阳市中心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先后编写了《医院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仁济文化》和《新时期医院管理要义》3本书，共计150万字。
                                                      摘自《衡阳晚报》5月29、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