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辑《感动生命》中的真善美

人性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是荧屏上永恒的主题，《感动生命》作为我国医疗大戏的开山之作，取材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当下，以医患关系为载体，用一种抒情的叙事手法剖析“医道即人道”的核心价值观，真善美成为该剧的绝对主题。

故事以几个实习医生的求学经历和成长心路为线索，塑造了以司马博铭和韩子航两位为代表的良医典型，巧妙地穿插了 “红包”、医患关系、医学伦理等诸多敏感的现实问题，展现当代医务工作者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的职业风范和高尚情操。

随着该剧的热映，褒贬不一的唇枪舌战也火速升温。的确，从医学的角度，我们仍不难找出剧情中失误的细节和失真的情节。但作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影视作品，戏剧冲突地集中体现则更加鲜明地放大了医务工作者之精神风操，没有了与假恶丑的纠结对比，反倒有助于让观众置身于轻松和谐的环境中，一步步跟随剧情的发展丈量人性，在主人公升华医德的同时与之产生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感共鸣。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感动生命》作为一支巨大的商业植入广告是成功的，因为它几乎在同一时间满足了亿万观众一个共同的医学期望：医院需要司马博铭这样的良医，社会需要燕达这样的前沿医院。

人道有情，真情常在。生死瞬间的故事最能打动人，《感动生命》的故事里就处处藏着患难与共的医患情感。例如在小患者陈佳子身上，司马博铭流露出的平等、关爱、包容，巩凡所表现出的同情与通情，一方面是在阐述“仁心”、“仁术”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医务工作者用职业情怀拥抱患者的情感体现。

而在韩子航身上这种职业情感最终在战胜“小我”之后升华为一种职业情操。生命不分贵贱，没有情仇，这种对生命的至高敬畏用他的一句经典台词来说就是“医生的名义在我们的心里等同于我们的生命”。也正因为生命本就平等，司马博铭在被告知自己儿子病情危重时仍然坚持在手术台上，终生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当我们还在为剧中的大情怀感动不已时，老院长的一席话把我们拉了回来。他说作为医生终有一天我们自己也将成为一个患者，也会对自己的疾病束手无策。的确这样的话乍一听来有些悲凉，但却从一个小我的度理顺了医生与患者的血脉亲情。话语掷地有声，如同根系一般深深地植入心灵，于水乳交融的情感中向上生长出一片守护生命的绿意。

人性始善，上善若水。如果说关姗的善良表现在扶危济困时的见义勇为，那么司马博铭的善良早已内化为一种对职业原则的恪守和笃行。他为让患者家属放心把个人名誉置之度外，从容地收下红包并在事后予以退还，举止之大胆足以见其内心之清明与敞亮。在遭遇吴月荣这类气横、刁蛮甚至恶言诋毁医生的患者家属时，司马以“和傻子争吵只会让自己更像傻子”的警言律己宽人。在手术刀意外滑落时，迅速抓住刀刃避免了一场医疗事故。

医生是一个需要刻苦专研，终生学习的职业。一心向上的巩凡在白色殿堂里的求学之路，其实也是医生职业生涯的缩影。在司马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巩凡激情挥洒的职业追求正潜移默化地健全着她的人格理想。在面对从医生到患者的残酷转换，最终巩凡选择无条件为医学事业贡献全部。

善恶终有果，值得宽慰的是当我们在同行身上看到“本我”与“超我”的灵性跨越时，“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般的柔德至善也悄然流淌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医生与医生之间。真诚、理解、帮扶最终汇集成故事的温情结局。

人伦藏美，大美无言。剧中这样一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一面裱满医学先驱始终亮着灯的誓言墙。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下，主人公们奔走在生命线上。或许这个意向上的表达，正如院长在巩凡病床前所道出的关于梁启超与西医的故事一样，要强调的就是医学誓言中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作为优良医德的集大成者，有人说司马博铭这个医生形象崇高地过于理想化，但却犹如明镜，一面映着时代的底色，一面映照着我们的理想。虽说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但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精神风貌其实也正在是千千万万医务工作者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作为一名临床一线的工作者，或许我们没有剧中人物那么耀眼的事业，那么幸运的经历，还有那么多大悲大喜的情感。我们的职业理想与情怀早已波澜不惊地注入一颗平常心，在周而复始的繁忙、琐碎之中，简单的就如同每天清晨面对病人时的一抹淡淡的微笑。百年“仁济”精神要求我们以一颗仁爱之心亲近病人，用一颗济世心怀爱岗敬业，还需要医务工作者自觉在工作中培养志趣，融入兴趣，找到乐趣，修养情趣。只有统筹好这两点要求，才能更好地还原医患情感中的真、善、美，赋医学以温情。

《感动生命》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在走下荧幕之后仍在我们身边继续上演……                                                   

                                                          （王 旋）